喪失理性的愛情是危險的。但矛盾的是，愛情之所以為愛情，不就是因為沒有道理嗎？

許多的愛情故事，用理性稍加分析評估，就知不會有好的結局。"年齡不是問題，身高不是距離"，也僅是少數。但，沉浸在迷戀中的人卻連現實也無法面對，想來也無奈。

人世間最接近信仰與永恆的愛情，竟是如此脆弱不堪阿! 唯有兩人不斷學習經營，願意成長，才有出路。
能看到白髮蒼蒼，堅持"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銀髮夫妻，我想，那是人世間最動人的愛吧。

更新日期:2008/03/15 16:30 記者韋麗文整理
蘇秀悅(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營養室主任)

更新日期:2008/01/17 13:56 記者葉弘傑／台中報導

台中縣有一位高二女生，很難想像，年紀輕輕的她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媽。5年來他省下每個月3700塊的零用錢，用來認養兩個貧童、兩個身障兒，日前她獲得世界網頁設計冠軍，獲得兩千塊美金獎金，還把其中一半捐給慈善機構，她的愛心也感動同學，紛紛起而效尤。

 

才高二的珈瑋，看不出來她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媽，但她不是真的生四個孩子，而是每個月省吃檢用，捐出3700元，家瑋說，五年前他因為看了兩部電影深受感動，立志幫助貧童。

 

明道高中學生張珈瑋：「媽媽帶我去看了一部『在天堂的孩子』，加上在五年級的時候看了『悲憐上帝的孩子』，讓我覺得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需要我的幫助。」

 

珈瑋認養的分別是國內外的兩個貧童，另外兩個是盲校的孩子，其中一位叫「冬冬」，珈瑋承諾要認養他一輩子。張珈瑋：「他一輩子都要待在惠明，我覺得他真的很需要人家的幫助，我希望能一輩子認養他。」

 

珈瑋為了省下午餐錢，每天中午就吃媽媽做的沙拉，她的愛心感動同學，紛紛加入認養的行列，日前珈瑋參加世界網頁設計競賽獲得冠軍，獲得兩千元美金的獎金，她也大方的捐出一半，路竹會和屏東基督教醫院希望能把這些錢發揮最大的用途。

作者:宋東 2007.07.04／ 第375期

六月七日，比爾蓋茲的母校哈佛大學，授予三十年前中途輟學的比爾蓋茲，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邀他在畢業典禮演講。演講中，蓋茲承認他離開哈佛還是有遺憾的，並指出未來學弟應該記得的教訓……。

這句話我等了三十年才說：「老爸，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學位吧！」

感謝哈佛頒發的榮譽學位，以往大家都稱我是「哈佛最成功的中輟生」，看來在我這級的學生裡我算混得不錯，但我仍是「壞影響」，所以哈佛只請我在畢業典禮演講，若在開學典禮演講，那你們中間很多人都畢不了業了。

回想我在哈佛的日子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沒學分的課，同學也常來我宿舍待到深夜，因為他們知道我早上不會早起。我也因此變成叛逆份子的領導，帶頭反對學校各種社交活動。

在哈佛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從宿舍打電話給剛發明世界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阿布給克公司（Albuquerque），想幫他們寫軟體。當時擔心他們知道我從學生宿舍裡打電話，而掛我電話，沒想到他們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下個月再聯絡。」

這也很好，因為我們軟體都還沒寫出來。從那一刻起，我日以繼夜地展開這個課外專案，結束了學院生涯，往未來的「微軟」開步走。

但今天想來，離開哈佛，我還是有個很大的遺憾。

遺憾沒學到世界不平等
那就是離開哈佛時，我沒學到這個世界是那麼不平等：財富、健康、機會上巨大的不平等，迫使百萬人一輩子都活在絕望裡。

我在哈佛的日子，學到了最新的政經理念、科學發明，但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不在發現這些理念、發明，而在運用這些新發現去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無論是透過民主、公共教育、醫療體系，或提供經濟發展的機會，人類最高的成就應該是消弭彼此間的不平等。

我離開哈佛時，也不知道有上百萬美國青年無法上大學，更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數百萬人長久生活在貧窮、疾病的威脅下。

我花了幾十年，才學到這些。

今天哈佛的畢業生就不一樣了，你們比我們早知道世界有多不平等。我希望你們仔細想想，如何運用快速發展的科技，消弭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

誰的命更值錢？
假如，你每個月都有幾小時、幾塊錢可以捐獻，仔細想想哪裡、哪些人最需要你的時間、金錢？這是我跟我太太現在每天的挑戰，哪裡最需要我們的資源？

過程中，我們讀到世界上還有數百萬兒童，每天死於我們以為已經從地球上消失的疫病：麻疹、肺結核、Ｂ型肝炎、黃熱症、瘧疾等。還有一種從沒聽過的傳染病：輪狀病毒兒童急性腹瀉（rotavirus），也每年讓五十萬兒童受感染死亡。

更嚇人的是，這些每年危害數百萬兒童的傳染病，世界應該優先提供疫苗或治療才對，事實卻不然。儘管救命的疫苗，每劑才花不到一美元，但就是沒人給他們施打。

人命的價值本該相同，但現實是：某些人的命比別人更值錢。我跟我太太可不同意，我們倆決定伸出援手。

現實之所以嚴酷，是因為市場認為救這些孩子沒有價值，政府也就不補助。而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市場經濟中沒有決定權，在體系裡也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而你們跟我，是既有決定權、又有聲音的那群。

我們可以推動更有創意的資本主義體系，讓窮人也受照顧，應開放市場力量，讓大家都可以賺到一些利潤、過上日子，不平等自然就會改善。也該對各國政府施壓，要求提供納稅人更好的服務。我們應該設計既可賺取利潤、又可贏得選票的機制，來解決貧窮的問題，並提出消弭不平等的永續機制。

我很樂觀，但也有人認為希望渺茫：「不平等自古以來就存在，往後也是，因為大家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

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

我認為人類是很關懷彼此的。以往我們也許對身邊的人所遭遇的慘事不聞不問，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不關心。若是知道能做什麼，大家一定會行動的。

行動的障礙不是缺少關懷，而是變革的路上充滿障礙。

另外今天大家關心的是「新聞」，摔一架飛機死亡的人數，跟大規模死於貧病的人數無法相比，但貧病死亡不是新聞，所以就上不了頭條。即使面對現實，也會被複雜的解決方案嚇倒而卻步，因此需找出不浪費我們「關懷」的具體行動步驟。

化繁為簡的行動步驟有四：決定目標、找出最有效的槓桿點、選擇理想的科技工具，同時聰明地運用手邊已有的工具（即使是最簡單的藥品、蚊帳等）。

改善不平等四步驟 

愛滋病防治就是好例子。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愛滋，但最有效的槓桿點是從預防著手，理想的科技工具是只注射一次就終身免疫的疫苗，因此政府、藥廠、基金會都贊助疫苗研究。但這需好幾十年，所以我們只好趕緊運用手上現有的工具：大量宣導人們避免從事高危險的行為。

認清這個折衷目標後，又重新回到行動的四步驟原則，成功關鍵是不同的思考、執行，絕不能像上個世紀處理瘧疾、肺結核那樣半途而廢。

最後一個步驟（確認問題且找出行動方案後）就是評估我們行動的效果，並分享成功、失敗的經驗。記得必須要有統計數字，告訴別人你給幾百萬兒童施打了疫苗後，減少疫病的死亡率多少。除了對行動計劃的改善有幫助，也會吸引更多企業、政府的贊助。

數字之外，還要講述對人的真實影響，讓贊助者了解我們的行動除了救命之外，對家庭、社會的影響。

幾年前，記得我在達弗市（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參加一個討論全球健康的論壇，現場冷清、無聊得我差點受不了。那之前，我剛參加過另個宣布微軟新產品的大會，場子裡大家又叫又跳，興奮得不得了。我很高興大家對軟體產品那麼熱衷，但為什麼人們對解救上兆、上億人生命的工作那麼冷淡？

原因是你若不能讓大家看到、感覺到這個行動的效果、影響層面，就很難感動人。感動人是個很困難的工作。

但我還是很樂觀。的確，不平等是個普世的困境，但我們身邊也有很多有用的新工具，讓我們的關懷不被浪費。生物科技、電腦、網際網路上不斷的創新，已經改寫了我們的新世紀，讓我們更有能力解決赤貧、疫病的世紀難題。

世界對有權人的期望
六十年前，馬歇爾也在哈佛畢業典禮上，宣布要對戰後的歐洲提供經濟援助，他說，「我們面對的問題真是無比艱鉅、複雜，媒體大量的新聞，更讓大眾看不清到底問題多嚴重，事實上問題大得無法清楚掌握。」

三十年後，我從哈佛退學那年，新電腦的發明讓馬歇爾的世界可以用更小、更清楚、更無遠弗屆的方式掌握。廉價個人電腦連成的網路，讓更多人可以有效學習、溝通，並可透過這個網路集合眾人的創意、想法，共同解決問題。

老師、同學們，我相信大家已經很努力在改善世界了，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往後可以走得更遠，幫助更多沒聽過「哈佛」這個名字的人。

我呼籲哈佛的知識界領導人們，未來在聘用新師資、拔選新教授、審核課程、給予學位時，都自問：我們偉大的心智是否可用來解決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否應鼓勵哈佛教職員參與改善世界的不平等？哈佛學生是否應關心世界貧窮、飢餓、清淨水源缺乏、小女孩不准上學、兒童死亡率等問題有多嚴重？

全球最優越的一群人，是否該對世界最悲慘的那群人有更多了解？

我母親對我上哈佛很驕傲，但她總逼我要為別人多想、多貢獻。我結婚幾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開念出一封寫給媳婦的信，信尾寫得是：「上天給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今天聚在這裡的大家，無論在才識、背景、機會都是上上之選，因此世界對我們的期望，也非常的高。

別被問題的複雜打敗，主動起而行動，這會是你生命中一次偉大的經驗。

我也希望三十年後，你們回到哈佛來細數自己過去的歲月，屆時你們計較的不光是專業上的成就，而是為改善世界最深沈的不平等做了多少貢獻，你對地球另一端那群跟你毫無關係、沒有共通點的人，有什麼樣的對待。

在二○○七成功大學醫學院的畢業典禮上，龍應台特別以「制度性教育該教而沒有教的兩件事」為題演講，期許每個人都能給自己一種透視人生智慧的心靈Ｘ光。

今日獨立 
如果你們期待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如何作一個好醫生」，你猜錯了。我不會那麼笨，跟你們在座的醫學院的傑出教授們去比賽講這種題目，因為我一定輸，我是行外人。

事實上，你們今天坐在這裡的身分，究竟是什麼呢？難道僅只是「未來的醫生」這樣一個單一身分──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寬的可能來界定今天坐在這裡的你；譬如說，今天是你在經濟上依賴別人的最後一天，也是你人生獨立的第一天。

或者說，從今天起，你不再被當作某個學校的學生，某個人的兒女，而是你單獨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敗也是你，墮落時誰也救不了你；從今天起，不再有別人為你負責。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今天的你，是一個人，站在制度性學習的終點，自主性學習的起點？

我不認為對醫學院的畢業生就非談「如何作一個好醫生」不可，因為，職業只是一個人的人生中的一部份，絕不是全部。在你作醫生的時候，你必定同時還有好幾重身分，這些身分，不見得比你醫生的身分來得不重要：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好公民？

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堅決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成熟的負責的伴侶？你一定還有幾十年的時間是人家的兒女──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個好兒女？你可能很快成為別人的父親和母親──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親和母親？更關鍵的，今天是你的「獨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麼日子？我認為，是你們從幼稚園到大學長達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畢業典禮，同時是「自主性」教育的開學典禮。我今天的題目是，「制度性教育該教而沒有教的兩件事」：

仰觀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與別人相處，沒有教你如何與自己相處。

合群，曾經是我們從小到大「德育」的核心。個人在群體中如何進退貫穿整個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極其講究的個人修身、慎獨的部份，在現代化的社會裡，卻被忽視。

我們是一個習慣群聚的社會。在行為舉止上，我們喜歡熱鬧，享受呼朋喚友的歡樂。在思想判斷上，我們用「集體公審」或者「拉幫結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時間的分配上，我們的學習表塞滿課程和活動；在空間配置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與群體「相濡以沫」。

獨思的時間，獨處的空間，不在我們的學程設計裡。

把這個問題說得最透徹的，我認為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在一九四一年就指出當時的大學課程設計是有問題的，因為課程以「滿」為目標，不給學生「獨思」的時間：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擷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對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沉思、體會者，斯得之。」

在你們七年醫學院的學習過程中，諸位想必學到了各種技術，但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學是否教了你？「綜觀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在你的解剖學、病理學、臨床課程裡，是否有一點點入門？在整整七年的培養中，請問百分之幾的時間，是讓你用在「觀察、欣賞、沈思、體會」之中？

再請問，一個不懂得「觀察、欣賞、沈思、體會」的人，可不可能是一個好的醫生？或者說，一個沒有能力「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對自己的「存在」狀態有所思索的人，會是一個第幾流的醫生？

大學課程不容許學生有時間作個人修身的「獨思」，它同時不允許學生有獨處的空間。四年或七年大學生涯，大半在喧嘩而流動的群聚中度過，自己對自己的檢討、探索、深思，難有空間。對此，梅貽琦感嘆極深：

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至情?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鑑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復有「獨」之機會，亦無復作「獨」之企求；無復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

「慎獨」，其實就是在孤獨、沈澱的內在宇宙裡審視自己在環境中的處境，剖析人我之間的關係，判別是非對錯的細微分野，「慎獨」是修練，使人在群體的沈溺和喧鬧中，保持清醒。這，大學教了你嗎？「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勵」，在不在大學的課程裡？

「只知從眾而不知從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間精神與實踐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的人，請告訴我，會是一個第幾流的醫生？

紐約市長布倫伯格是紐約市立大學今年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人。他送給畢業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祕訣其實很簡單，就是，你要比別人打拚。如果你比辦公室裡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請過一天病假──你就一定會成功！」

他舉自己的父親做為典範：「我父親就是這樣，他從早幹到晚，一週七天，一輩子從不休息，幹到最後一刻，然後跑到醫院掛號，就地死亡。」

我看了報紙對這段「金玉良言」的報導，不太敢置信，心想，會不會這位老兄意在反諷，卻被居心不良的媒體拿來作文章？於是我找出他演講的現場錄像，從頭看到尾，發現，老天，他真是這麼說的，而且極其嚴肅。

我想，如果你是以紐約市長這種哲學來培養自己的，我會很恐懼有一天落在你的手裡。醫生被稱為醫「生」而不被稱為醫「死」，是因為，他必須對「生」要有所理解。

比夜還黑的內心
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認識「實」，但沒教你如何認識「空」。

我不知道在你們醫學的制式教育裡，有多少文學的培養？你們全都在搖頭，表示沒有。我認為，文學應該是醫學院的大一必修課程；文學，應該是所有以「人」為第一對象的學科的必修基礎學之一，因為文學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認識「人」。

讀過卡謬的小說《瘟疫》的，請舉手一下。七十人中只有四個，比例很低。我因為○三年的非典爆發而重讀這本小說。小說從一個醫生的角度描寫一個城市由於爆發瘟疫而封城的整個過程。

瘟疫傳出時，鎖不鎖城，有太多的重大決定要做。是什麼樣的訓練，使一個衛生官員做出正確的決定？醫學技術絕不是唯一的因素。是什麼樣的人格，使一個醫生可以走卻決定留下，不惜犧牲？是什麼樣的素養，使一個醫生知道如何面對巨大的痛苦，認識人性的虛偽，卻又能夠維持自己對人的熱誠和信仰，同時保持專業的冷靜？

卡謬透過文學所能夠告訴你的，不可能寫在公共衛生學的教科書裡。醫學的教科書可以教你如何辨別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卡謬的文學教你辨別背叛和犧牲的意義、存在和救贖的本質。

多少人讀過卡夫卡的《蛻變》？對不起，我覺得《蛻變》，也應該是醫學院學生的大一必讀。你的醫學課本會告訴你如何對一個重度憂鬱症患者開藥，但是，卡夫卡給你看的，是這個憂鬱病患比海還要深、比夜還要黑的內心深沈之處──醫學的任何儀器都測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學的Ｘ光照給你看，心靈的創傷纖毫畢露。

是的，文學，是心靈的Ｘ光。它照得到「空」。

將來的醫生，請問你具備嗎？

分手也是緣分
今天在座，我發現，父母、祖父母的人數超過畢業生自己。我願意對為人父母的，說幾句話。恭喜你們。我幾乎就看見當年的我自己，坐在畢業生的位子上，也看見我自己的父母，坐在你們的位子上。

我那麼清楚地記得，我七歲的孩子上小學的第一天，牽著他的手走到學校，然後看著他，背著花花綠綠布滿恐龍的書包，消失在教室門口。他不停不停地回頭看我，我也萬分不捨地痴痴看著他。我也記得十六歲那年他到美國作交換學生，我送他到機場，看著他，背著年輕人的背包，消失在入關口，我站在後面，一直在等他回頭看我一眼，但是，他頭也不回，一次都沒有。

於是我逐漸逐漸認識到，原來父女母子一場的緣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斷地看著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今天，是你們的孩子、孫子的「獨立日」，其實，你們自己新的一課也從今天開始：學習放手，讓他跌倒而不去伸手扶他。我從自己的經驗知道，那是多麼、多麼難受的一堂課。

但是很快的，這些畢業生也會發現，他們其實，從今天開始，也在看著他們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漸行漸遠，離他們而去。

在這個意義上，畢業，確實是人生多麼重大的時刻。它，對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個快樂奔向前程的時刻，也是一個跟纏綿的記憶、跟溫馨的歷史分手的時刻。所以對在場的每一個人而言，儘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種畢業，一種開始。每一個人都需要一種心靈的Ｘ光，給自己一種透視人生的智慧，但是心靈的Ｘ光執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過，一旦取得，你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醫生了。

祝福你們。

二○○七年六月九日